11月6日，国际科普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举行前夕，记者来到科普出版社，就科普出版的有关问题采访了该社社长李士研究员。
记者：去年你主持了“中国入世对出版业的影响”的研究课题，后来你在多种场合表明了“入世”将对出版业形成巨大冲击的观点。在发表于今年3月份《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上的《科普及科技出版业未来发展的若干思考》一文中，你特别提到，“入世”将使科普出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请问你为什么这样认为？你所说的挑战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李士：也许是由于惰性，也许是寄望于国家的政策保护，有许多人似乎认为“入世”对出版业的影响不会太大，这种观点其实是相当危险的。在入世双边谈判中，已经涉及到开放图书发行市场的问题。因为生产和市场不可能完全脱节，所以图书出版业势必整体上受到“入世”的影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境外出版机构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或者与国内有关单位进行合作，尽管短期内他们不见得会有收益，甚至赔钱也要打入中国市场，这更表明他们是有野心的。从科普书刊的出版来说，虽然建国以来我们出版了大量的优秀科普作品，但由于国内的科普创作力量相当薄弱，原创性作品的数量与水平和国外相比有十分大的差距，近年来引进版科普书在市场上占了很大份额，一旦“入世”，国外优秀科普书籍将会更多地涌入，版税有可能大幅提高，原创科普的生存空间将更小。我们可以举一个别人的例子：多年来，加拿大的杂志市场一直被美国人所控制，据统计有87％的加拿大杂志是由美国人经营的，后来加拿大人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于是提起诉讼，控告美国人垄断别国杂志业以获取超额利润，但诉讼后来未能取得胜利。如果我们的科普出版不能强大起来，也许加拿大杂志业的今天，就是我国科普出版的明天。
记者：你认为我国的科普创作与出版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何在？
李士：第一、科普观念滞后。目前我们所采用的科普的概念具有鲜明的“灌输”、“教育别人”、“居高临下”的色彩，在读者对象上容易狭窄地理解为科普是针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们及青少年的，使受众陷于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积极地参与，甚至产生逆反心理。目前，国外一般采用“科技传播”和“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就避免了上述弊病，容易在受众中产生亲和力和共鸣。
第二、科普作者队伍匮乏。现在国外已经形成了科学家、科普作家、自由撰稿人、科技记者组成的庞大的创作梯队，而我国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梯队，从事科普写作的人数量很少，尤其令人忧心的是里面年轻人不多。
第三、科普作品的创新性、前瞻性不够。很多作品，如数量较多的科幻小说模仿的痕迹很重。
第四、作品的通俗性、趣味性、可读性比较差。由于内容和形式缺乏吸引力，导致许多科普书的发行量非常小。有的“科普书”是被读者当做专著买回去的，实在算不上成功。
记者：面临“入世”的压力，看来出版界必须尽快地寻找提高的办法，请问你能否为中国科普出版开一副药方？
李士：水平有限，“药方”真的开不过来。不过，依我个人之见，从根本上来说，科普状况要有整体性改观，必须是中国科技已经从落后变为领先，中国的教育体制从保守变为开放，这很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修修补补还不够，只有“凤凰涅?”才能迎来新生。从短期来说，当务之急是为创作者营造宽松、开放的创作氛围，建立培养科普人才的机制。比如，国外每当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做出时，就有科学记者进入实验室，和科学家在一起，详细地了解这项成果的方方面面，然后由他们“翻译”给公众。人家的办法我们不妨学习一下。
记者：科普出版社作为国内仅有的两家带“科普”两个字的出版社之一，为科普事业贡献力量义不容辞，同时人们对科普出版社也寄予厚望，请问科普出版社近年来以及今后在推进科普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
李士：对科普出版社，我认为图书出版应该体现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创新性、权威性等几个特点。我社近来出版的几套主要的科普书都包含了这种追求。《心迹———中国院士实话实说》精心设计问卷，请近百位院士分别予以回答，内容涉及他们的童年回忆、成长经历、情趣爱好、为人处世、家庭生活、思想观念、治学方法等各个方面，在形式上有点像明星档案，一出版就受到孩子们的欢迎，目前该书印数已超过几万套。今年是诺贝尔奖设立100年，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推出三套书：《百年辉煌———诺贝尔奖100年回顾》（彩色画册）、《诺贝尔奖获奖者全录》、《寄予与希望———诺贝尔奖获奖者给中国青少年朋友的信》，在今年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诺贝尔奖主题的图书中，这基本都各有特色，《寄予与希望》与《心迹》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根据美国科学促进会编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改变的《面向全体公众的科学》目前也在紧锣密鼓的运作之中，该书还未出版即已受到有关人士的强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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